头条

制动盘出现裂纹状孔洞

制动盘,潮模砂工艺,下型芯(覆膜砂)HT250,缺陷位置固定均在进水口对面铁水交汇处附近,如下图位置,多数成单一长条状或块状内部晶枝状。求教是否是氮气孔?金相检查缺陷附近为珠光体无铁素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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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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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36: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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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空城计的作者不是诸葛亮,焚书坑儒坑的大部分是一些术士,明朝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汉人,等等,希望大家把自己知道的写出来,相信会很有意思,也涨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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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37:0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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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著名演讲稿的历史翻译错误,也就是大革命时期丹东的这篇著名演说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7035-dyamvejvpw 说一下背景,在八月十日推翻王政事件后,大革命将“夸张”的文风发挥得淋漓尽致,民众、党派、甚至著名的革命家都时刻为无所不在的“阴谋”所困扰,但到底是谁在策划阴谋,有谁在实施 阴谋,他们谁也搞不清楚也说不明白。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或者对随时会降临的危难充满着强烈的恐惧感,或者利用这种恐惧感来界定大革命的各种对立面,来自我认定敌人。
为了防患于未然,立法议会也采取了行动。8月26日,议会颁布决议,宣布将未宣誓的教士驱逐处境; 8月28日,议会又通过《搜查法令》,授权地方政府搜捕反革命的“嫌疑分子”。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4040-dyamvejvpw 《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一项针对法国教士尤其是天主教教士的法案。它在1790年7月12日通过,根据此法,法国国内的所有罗马天主教教堂都隶属于法国政府。
9月2日一早,又传来凡尔登被反法同盟包围的消息,整个巴黎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人们惊慌失措,反革命准备屠杀爱国者的小道消息不翼而飞,到处流传。下午2点,丹东突然出现在立法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人民的一部分将奔赴边境,另一些人将挖掘战壕,第三部分人将手持长矛在内部保卫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要求你们任命一些特派员来协助我们引导这场崇高的人民运动,我们要求无论什么人,凡是拒绝服役或放下武器的将处以死刑。我们要求对公民下达指令以领导他们的运动,我们要求向各省派出信使告知你们将颁布的决议。将要鸣响的钟声并不是警报的信号,而是对祖国敌人的冲锋号。先生们,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大胆(audace)、再大胆,始终大胆,祖国才能得救。”[1]
丹东的这段演讲为我们所熟知,在于它对法国革命面临的危难局势确实产生了作用。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所有的中文译本都将丹东所使用的audace一词翻译为“勇敢”。Audace也确实有“勇敢”、“果断”、“大胆”的含义。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大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audace一词几乎全部都用于贬义,都是与反革命、叛徒、暴君、敌人的言行相联系,即鲁莽、无礼、厚颜、放肆。
例如:罗伯斯庇尔在8月16日指责“阿登省政府已经狂妄地通过一个决定,反对国民议会的决议(le directoire du département des Ardennes a eu l'audace de faire un arrêté contre un décre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2]“宣布祖国在危急中会增长敌人的鲁莽(La déclaration de la patrie en danger augmente l'audace de ses ennemis)。”[3]“敌人的军队在法兰西的国土上肆意地推进(Les armées ennemies s'avançaient avec audace sur le territoire français)。”[4]这一类表达也比比皆是。正因为audace在那个时代的本义如此,在1793年12月3日(共和元年霜月13日)的雅各宾俱乐部会议上,提翁维尔的梅林就以丹东这段演讲来指责丹东:“以‘大胆、大胆、再大胆’这样的措辞来拯救共和国,这就是丹东!”[5]
<hr/>多提一嘴——那么,究竟应该“大胆”到什么程度呢?言者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但听者却心领神会。8月19日,一贯坚持使用暴力的马拉就建议屠杀囚徒。他在《人民之友》中写道:“人民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应该做出的最后的也是最有效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携带武器去阿贝耶监狱,清空那里的叛徒,尤其是瑞士军官和他们的同谋者,用剑刺死他们。想要起诉他们是多么地荒唐!就该这么办。你们已经从他们对抗祖国的手中夺取了武器,你们已经屠杀了士兵,为什么要宽容那些罪恶更深重的军官?”[6]8月27日,他又告诫志愿军:“在奔赴前线之前,请完成这个约定:应该保证不在我们身后留下任何危险、任何叛徒、任何阴谋家。”[7]恩格斯在评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认为,这些恐怖的措施既不属于革命的手段,也不是革命的目的,更不是革命的必然。他指出:“我们通常把恐怖统治理解为造成恐怖的那些人的统治,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本身感到恐惧的那些人的统治。恐怖多半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畏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8]我们知道,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是1793年恐怖的预演,正是制造“九月大屠杀”的同一批人推行了1793到1794年的恐怖。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7606-dyamvejvpw 发生在巴黎的对囚犯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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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37:3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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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大军势如破竹地消灭了萨珊波斯,一举消灭了波斯本土宗教”
第二层:其实波斯本土宗教的残余势力在里海南岸一直抵抗到八世纪50年代
第三层:现在伊朗宣称还有2万名左右的拜圣火者(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差异
而且有一些不愿意改宗的波斯人移民到印度,就是现在印度的「帕西人」 的祖先
第四层:其实在里海南岸抵抗的人们很多不是信奉之前萨珊波斯的主流宗教,而是更古老的密特拉崇拜(对比波斯-印度的密特拉-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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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38: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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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 3 月 20 日晚 10 时,宋教仁于上海车站遇刺身亡。凶手落网后,从其家中搜出了与当时总理赵秉钧通电的铁证,国民党人一下子就沸腾了——这妥妥的是袁世凯指使的啊!其实不然……
1912 年 2 月 12 日,大清,亡了。
可这大清虽然亡了,然而袁世凯却还是没能如愿当上自己梦寐以求的大总统。不过大家不要误会,这并非因为革命党人不讲信用——实际上革命党人很守信,他们表示既然大清已亡,那袁公还请您早日南下,以便就职。
袁世凯表示南下是不可能南下的,这辈子不可能南下的。放弃做大总统又不会放,就是在北京继续抓着兵权搞独裁这种,才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进北洋感觉就像回家一样,里面个个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在里面的!
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置。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能洞鉴时局,必须谅此苦衷。
孙中山表示你不来没事,反正我离职咨文中写的清楚,「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你啥时候来我啥时候走。你一天不来我一天不走,一辈子不来我一辈子不走,看咱俩谁先动……
袁世凯表示我不动,有招你想去吧!不过明面上他当然不能这么说,他对外的说法,是北京基础设施完备、又是传统政治中心,比南京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还有啊,洋大人们的使馆都在北京,蒙古跟北方各省也还没完全平定下来,你非让我去南京,考虑过这些人的想法没有?
考虑到袁世凯在当时中国的声势不做第二人想,因此这个说法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社会名流、各国大使乃至广大媒体的一致认可:这话没毛病啊!
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岂可以为首善之区哉!谋国事者,当规度利弊,顾瞻会势,而不可以意气争也!——章太炎、张謇等人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
孙中山表示行,造势?我也会!蔡元培宋教仁,你们去北京恭迎袁大总统进京!看袁世凯到底来不来!
那么袁世凯来不来呢?
袁世凯表示我当然是愿意来的啊!哎哟,你们竟然还派人来接我,真是让我不好意思……那什么,欢迎!赶紧欢迎!
1912 年 2 月 27 日,宋教仁等人抵达北京。一下火车,这帮人就吓了一跳——北京城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袁世凯热情洋溢的表示自己已经规划了南下路线,咱们收拾收拾,即刻启程!
迎袁专使们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一切恍如梦幻——自己一来袁世凯就答应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顺利的差事吗?得嘞,咱们好好休息一下,准备出发吧!
结果这一休息,出事了。
2 月 29 日晚,北洋第三镇忽然哗变,用大炮轰开了北京程门,进城大肆纵火劫掠,甚至闯入迎袁专使下榻处舞刀弄枪。蔡元培这些人哪见过这个,吓得是两股战战几欲先走。而各国驻军一看这哪成啊!马上以维持秩序的名义纷纷出动,一时间北方战云密布,眼瞅着就是一场大乱。
关键时刻,袁大总统又一次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果断出面,稳定了局势——而那些作乱的宵小之徒,自然被大总统天威震慑,乖乖的偃旗息鼓了。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再次表示实在不是兄弟我不肯南下啊!只是你看这局面……我也下不去啊!
这种状况下,洋大人、各地军民及媒体纷纷表态,对孙中山等人不顾大局非要袁世凯南下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关键时刻,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再度发声——孙中山你们有完没完?有完没完!
若徒事无理的争执,功亏一篑,更召灭亡,谁尸其咎?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
最倒霉的是,被吓坏了的迎袁特使们竟然也表示:不行……不行就定都北京吧,可别折腾了!
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急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洋人反对、地方大员们反对、实力将领们反对、社会媒体反对,甚至连自己派出的迎袁特使都打了退堂鼓。孙中山就是有一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这次确实得认输了。
1912 年 3 月 10 日,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定都就职之争告一段落,袁世凯正式宣誓就职。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6993-wo0cql7m28
不过孙袁两人的斗法可没随着袁世凯的就职而结束,3 月 11 日,孙中山马上抛出了新鲜出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里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它施行的是「责任内阁制」。
从理论上来讲,肇始于英国的责任内阁制是一种「形式上有国家元首、而实际上由政府总理负责的行政机关体制」,而孙中山在位时南京临时政府采取的总统制则效仿美国,是一种「令行政机关的职权,集中于行政元首的制度」。本来孙中山是顶支持总统制的一个人,然而面对眼下的局势,也只能痛下决心,从根本上制约袁世凯的权力。在孙中山等人看来,你袁世凯就算坐了大总统又能怎样?临时约法一出,你还不是个虚位傀儡么!
然而此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为了制约袁世凯而仓促出台的临时约法,竟然会成为日后十几年里民国政治一再动荡的根源之一。不过眼下袁大总统还顾不上这事,他的当务之急,是改镇为师跟组建内阁。
改镇为师实际上是对民国军队的一次重新调整,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军制十分混乱,新旧军队层次不齐,编制不一。而袁世凯急需通过这次军制改革来厘清自己手上的基本盘,顺便敲打一下不受自己控制的那些队伍。这次改制之后,原北洋第一到第六镇,重新命名为近畿陆军第一到第六师;除此之外,前清留下来忠于中央的部队被改编之后又形成了六个师。这十二个陆军师构成了袁世凯手中的基本盘,其师长大多都是北洋故人,袁世凯指挥起来如臂使指,最后甚至在军队里搞起了拜堂口表忠心的一套把戏。
北方各军官源于小站,故袁总统为北军之父母,今我北方军订互约三事,从者签名,不从者用武力对付。一、袁总统为北方各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二、大总统有统辖海陆军全权,凡我军人,只知有总统,不知其他;三、凡我军人当绝对的服从总统命令。——袁总统之军事秘密·民国新闻 1912 年 8 月 19 日
而之前在辛亥革命中为袁世凯上位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几位北洋将领,此时也早已是水涨船高,成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将领——冯国璋任总统府军事处处长,掌握袁世凯的贴身禁军;段芝贵任拱卫军总司令——你差不多可以理解为北京警备司令这么个职务;而段祺瑞则出任了陆军总长,节制全国陆军。为了推动段祺瑞上位,袁世凯不惜与革命党人撕破脸皮,硬生生地逼走了黄兴。
也许有人会问,北洋三杰不是龙虎狗吗?那王士珍哪去了?
原陆军大臣王士珍同学,因为不爽清帝退位,回家歇着去了。此后他虽然在民国三年复出任职,但总体参政思想已经完全以打酱油为主了。最后更是在 1918 年因为段祺瑞与其反目而借口身体不好而跑到天津待了起来,算是彻底退出了民国政坛。
不过那都是后话,眼下厘清了自己手牌的袁世凯觉得自己很稳,非常稳:内阁总理唐绍仪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陆军总长段祺瑞是自己的人;全国最能打的队伍都在自己手里——自己这大总统根基稳固大权在握,现在就等着把南方这些革命党的军权一削,然后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啦!
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在临时约法里给袁世凯埋下的定时炸弹——责任内阁——终于响了。
袁世凯起初并没有把责任内阁这事放在心上——内阁总理嘛,还不是自己指挥的一条狗?自己兵权政权在手,难道你还能翻了天去?不行就换一个!
事实证明袁世凯的判断还是蛮准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表示自己要履行责任,果断被袁世凯教做了人。内阁前后折腾了几次,最后换了个听话的赵秉钧上任做了内阁总理,所谓的「责任内阁」自然变成了一纸空谈。于是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大家今天削弱南方兵权,明天提议军民分治,把南方的革命党逼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偏偏人家这提议全都大义凛然,这就很难搞了。最后被逼急了的黄兴干脆主动放弃了南京留守之职。革命党人手里本来就不多的枪杆子,这下又少了。
不过革命党人表示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
咱们这是什么?这是民国啊!只要咱们在大选中获胜,顺利组阁,那不一样掌权么!
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以同盟会为基础组建的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所向披靡。而改组了国民党,一直忙于政党活动的宋教仁同学则俨然成了未来的内阁总理。于是宋教仁开始飘了。
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宋教仁集·下·第 456 页
袁世凯觉得自己有点郁闷。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第一次做了大总统,又第一次把孙中山这些人都哄骗到了北京,做足了戏份让他们相信自己是个值得托付的政治家,又花了大钱请梁启超这些人组了一个「进步党」来给国民党打擂台。三件快乐的事情重合到一起,而这种快乐,难道不应该带给我更多的快乐吗!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孙中山:(袁总统)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大中华民国史·165 页
项城月馈三千元,已受之……党成后项城许助我二十万,然吾计非五十万不办,他日再与交涉也。——梁启超·梁启超年谱长编·658 页
然而不管袁世凯怎么不高兴,血淋淋的事实都摆在了他的面前:国会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在众议院的 596 席中占到了 269 席;参议院的 274 席中占到了 123 席。国民党组阁已成定局,而宋教仁进京之后,必然要与袁世凯斗争到底。
没招了,弄死他吧!
1913 年 3 月 20 日晚 10 时,宋教仁于上海车站遇刺身亡。凶手落网后,从其家中搜出了与当时总理赵秉钧通电的铁证,国民党人一下子就沸腾了——这妥妥的是袁世凯指使的啊!
其实这事并非是袁世凯直接指使的,跟当时的总理赵秉钧也没有直接关系,完全是内务秘书、洪金宝……的祖父洪述祖直接策划发动的。(关于这个问题,2018 年尚小明老师写了一本《宋案重审》,已经有非常详细之论述,我就不献丑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但问题在于袁世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在这之后迅速地运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案子进行了干扰。而近一年以来国民党人对袁世凯的不满情绪也早就到达了临界点,于是在这种情绪的引导下,宋案迅速成为了双方矛盾激化的导火索。最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表示跟丫拼了!死磕!咱们光速发兵,打他个措手不及!我日本还有哥们,不行还可以找他们帮忙!
黄兴这些经历过战阵的人此时反而比较清醒——咱们拿什么跟人家打啊?当初又是裁军又是扣饷的,你手里有几条枪敢跟袁世凯对着干?可别扯了!还是坐下来谈谈走司法程序吧……
兴对于宋教仁案,纯主张法律解决
袁世凯表示你们别瞎说啊,我不是啊,我没有,这事跟我可没关系——不过你们要打,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呗!
袁世凯做好了战斗准备。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袁世凯之所以觉得自己很稳,最重要的一点是「善后大借款」这事终于落实了,他口袋里又有钱了。
什么是「善后」借款呢?意思很简单,我们中国又是革命又是退位的,而清朝早就穷的底掉了,国库里哪有钱来处理后续的事情?所以为了帮助新生的「中华民国」自立于世界之林,各位列强老爷您是不是借点钱让我们来善后啊,嗯?
各国银行团表示借钱没问题啊!不过你自己也说了,「中华民国」穷得底掉,那你拿什么来做抵押物呢?
由于「中华民国」乃是从前朝手里接收的政权,因此各种条约也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过来。而在签订《辛丑条约》时,国内的部分关税跟盐税已经抵押给了外国人,这次洋大人们提出的条件,是你剩余的所有关税、盐税,以及北京政府所能实际控制的直隶、山东、河南与江苏四省的赋税。
签不签?
签啊!不签这仗怎么打!签!
可问题来了,按照规定,这玩意肯定是要国会通过后才能签字的。而国会现在的第一大党是国民党……这就很尴尬了。最后袁世凯一咬牙——老子自己签字,你们认不认?
当然认啦!
于是袁世凯快活地签了字,这笔期限长达 47 年、年息 5.95%、总值 2500 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终于落到了北京政府的口袋里。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1356-wo0cql7m28
善后借款债券
不过大家先冷静一下,虽然名义上是 2500 万,可实际到帐的钱只有几百万英镑——至于为什么,答案很简单:黑社会放高利贷还要讲一个九出十三归呢,洋大人的借款,能说给你就给你吗?之前各省向洋大人借的钱了解一下、革命期间给洋大人们造成的损失了解一下、你国外债了解一下……
此项借款,除清还外债、裁遣军队,整理盐务各项用款外,其堪以留供行政费者,止三百数十万英镑,不过敷六个月之支柱耳
但无论如何,袁世凯凑出了一副手牌,而此时的革命党人手里却连一副完整的牌都凑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已经是无可避免了。
这次大战被称为「二次革命」,也叫「讨袁之役」,由于战场主要在南京与江西一带,因此也被称为「贛宁之役」。在这次战争打响前,中国国内的形势大概是这样的:北方诸省被北洋控制,其中直隶、河南和山东三省乃是北洋集团的核心领地;南方诸省偏向国民党人,其中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是国民党的铁杆地盘,但是云贵和湖南广西这些省则是当初立宪党和原清朝官僚趁着辛亥革命的机会宣布独立的,跟国民党关系一般,剩下的新疆、青海这些省份地广人稀,远离中央,基本上都是打酱油的角色。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次袁世凯来势汹汹,而南方军队实力明显不足,所以大家三心二意谁也没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党内战斗意志最坚定的是江西都督李烈钧,他对战斗的估计是——必败无疑!
我到江西见到李烈钧后,就问他反袁的结果会如何?李说:「一定打仗!」我问:「打仗胜负如何?」李说:「国民党一定会失败」
就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竟然还双管齐下,从舆论和政治上同时对国民党进行了打击——5 月初宋教仁的秘书带着炸药准备进京刺杀袁世凯,结果革命意志不坚定到了北京叛变了!袁世凯这下大做文章,表示大伙都看看啊!我刺没刺杀宋教仁这事两说,他们国民党人想刺杀我这证据十足!一下子在舆论上扳回了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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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38:4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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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篇不切题的答案,过去看到网络讨论中对于占婆的误解,因此写了一点内容,同时也声明这并非熟知的历史常识。原本只是众多答案中不起眼的一个,当做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不曾想会被顶到前面,让大家一上来就看跑题的答案。我也是刚刚收到陌生人的私信表达了不满,才知道这篇答案后来被顶这么靠前。在此做个说明,也感谢各位点赞、点感谢的朋友,近期还会补充新的内容。
<hr/>原答案:
我要谈的这个误区算不上熟知的历史常识,但是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有关越南或占婆的网络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越南消灭了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并且将其完全同化。
俨然一个东方的西班牙。然而事实上,占婆强大时不是伊斯兰国家,是伊斯兰国家时又早已不强大,基本奄奄一息了。越南对占婆的蚕食和征服反而刺激了占婆的伊斯兰化,而且考察越南占族的现状,可以发现越南历史上对占族的同化效果很不明显。
占婆是越南中南部南岛民族国家/部落的总称,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非中央集权国家。在典型的曼陀罗制度下,占婆国王通常具备两种职能:
    作为精神领袖,承担一定的宗教职能。主导一些军事掠夺行动,以获得用于再分配的战利品。
除此之外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占婆国王所不具备的。1471年越南攻灭的正是这个松散联盟,占婆政权实际上存活到了1832年。
10世纪时,伊斯兰教可能就已被阿拉伯商人传入占婆,但是其发展长期以来都很有限,仅仅局限于港口的商业阶层内小范围传播。真正大规模的改宗正是发生在1471年越南攻占毗阇耶、消灭占婆的联盟之后。
同婆罗门教紧密相关的联盟和联盟王权不复存在,占人的部分宗教活动和精神纽带也随之消失,军事失利又动摇了婆罗门教信仰。占婆的政治中心转向了穆斯林较为集中的宾童龙,改宗伊斯兰教可以获得国防、外交和商业等方面的显著利益。境外的占人难民更易受到马来人影响,从而成为穆斯林。境内外的占人和马来人联手发动对越南的反抗斗争,也吸引到大批占人改宗伊斯兰教。
在越南中南部,以前占多数的占婆族人是如何在阮主广南国时期,被京族征服者同化为京族人的?我在上面这篇答案里写得更为详细。最近一个占婆一点儿破事翻来覆去地写,估计我快要招人烦了,今天就先写这些吧。
<hr/>在我其他答案的评论区又发现了一种说法
占婆国王去了趟麦加,回国后改宗
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占语中,“麦加”一词既指禁寺所在地麦加,又指马来半岛的吉兰丹。这是因为吉兰丹与占婆交流往来密切,是通往麦加的重要门户。[1]
1627—1651年在位的占婆国王蒲罗美(Po Rome)曾多次访问吉兰丹,并且皈依伊斯兰教。据占婆史料显示,此前没有一位国王是穆斯林。新补充的说法,属于这一史实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讹误。
虽然没有占婆国王到过麦加,但是在婆罗门教时期,访问恒河的倒是有一位,即中国史籍中的林邑国王敌真。《梁书》记载“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禅位于其甥。”美山碑有处碑文记载了一位“恒河王”(Gangaraja)禅位后远赴恒河的事迹,应是指敌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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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38: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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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拉美的问题源于殖民地时期的专制/封建?

  正确答案是,都不对。
  恰恰相反,如果殖民地时期的拉美真的专制,或者真的封建,后来的路可能都会好走很多。
  换言之,现代拉美的问题,部分是因为殖民地时期以来的政治体制,既不够专制,也不够封建,而是一种权威和权力分离的混合态,这种状态叫做“弱绝对主义”(Weak Absolutism)。
<hr/>(一)弱绝对主义:既非专制,又非封建

  “拉丁美洲的失败源于殖民地时期的专制”这一说法,在19世纪的新教徒知识分子当中十分流行,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1801年执政)。亚当斯曾说,“在西语美洲施行民主,比在飞禽走兽中实现民主还要困难”。“专制论”的基本观点是,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的专制统治,使得拉丁美洲人民缺乏自治的实践和能力,从而导致拉美各国独立后长期陷入混乱和虚弱状态。
  “专制论”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但是在之后几个世纪依然大有市场,现在有很多人文社科类的文章仍然在复读这一观点。在指出它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个流行的观点,也就是“封建论”。
  “封建论”是19-20世纪社会科学当中,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思想的产物。“封建论”的基本观点是,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把本土的封建主义移植到了拉丁美洲,使得拉美充斥着大量拥地自重的领主,这一封建地主阶层严重阻碍了独立后拉美各国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
  在当下的不少讨论乃至论文当中,复读“封建论”也是大有人在。的确,把“专制论”或者“封建论”分别单独拿出来看,似乎都言之成理,有一定解释力。然而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看,问题就浮现了出来:
  如果君主专制是真,地方领主怎能大行其道?但如果封建主义是真,又为什么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
  事实上,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到现在,拉丁美洲的状态都不是“专制”或者“封建”,而是“弱绝对主义”。
  弱绝对主义的核心要义包含在一句拉美谚语当中,“我服从但我不执行”(Obedezco pero no cumplo)。据说,这句话出自首任新西班牙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1535-1550年在职)。1542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新法》(The New Laws),要求墨西哥和秘鲁各地保护原住民的权益,但门多萨深知施行法律可能会导致委托监护主的大规模反叛,于是留下了上面那句名言。
  用学术语言来解释弱绝对主义,就是中央掌握几乎所有权威,但只有少量权力,同时地方掌握大量权力,却基本没有权威。
  无论是“专制”还是“封建”,都不能描述这种状态,因为它们的内在假设都是,权力和权威是统一的。在“专制”体制当中,权威和实际权力都归于中央;在“封建”体制当中,权威和实际权力都归于地方。然而在弱绝对主义政体当中,权威和权力是分离的。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6529-fwxttapnvn 安东尼奥.德.门多萨,首任新西班牙总督,也曾任秘鲁总督,西属美洲早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在殖民地现实和王室命令之间寻求平衡,这一策略也成了历任总督的通行规则。
(二)弱绝对主义的产生:权威和权力的割裂

  1492年,当哥伦布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以从西班牙的帕洛斯港出发向西航行时,兔死狐烹对他来说就已经是无法避免的宿命。西班牙的君主们绝不会允许新大陆出现封建主,整个美洲都必须直接服从于天主教国王的权威。
  在1550年前的征服岁月当中,以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代表的军事冒险家们无不渴望封土列候,然而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所有地方领主都逐渐被王室委任的官僚取代,那些对此不满而发动反叛的人,例如科尔特斯的儿子们和皮萨罗的弟弟们,最终都被王室派出军队剿灭。到1580年左右,随着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总督(1569-1581年在职,绰号“秘鲁的梭伦”)改革的完成,美洲不再有任何合法的世袭封建主,官僚机构名义上直属于国王。
  除了行政机构之外,教会和商业也必须完全服从国王的权威。西班牙国王逼迫罗马让步,掌握了美洲所有主教的叙任权,同时设置了塞维利亚招商局,这是美洲贸易的唯一垄断机构。
  然而问题在于,名义上权威的统一不代表实际上权力的统一。大地产主虽然没有名义,但是依然是殖民地社会的实权人物;官僚机构虽然名义上唯国王马首是瞻,但是它的组织其实不但混乱,而且孱弱,许多指令都无法执行,还充斥着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塞维利亚名义上垄断着所有贸易,但是走私猖獗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整座城市都靠走私养活;地方教会和本土商人名义上没有权力,但是总督和西班牙商人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够统治和获利。
  当代拉美史研究非常强调殖民地时期拉美的自主性,就是一种舍名求实的结果:西班牙国王的权威如日中天,但几乎落不到美洲的大地上。17世纪末,正是出于对这种状况的憎恶,西班牙宫廷的亲法派把波旁王朝迎进了马德里,希望新王室能够以法国路易十四的模式来改造西班牙。
  有的文章把弱绝对主义说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独有特征,这其实不太公平。哈布斯堡王朝也好,波旁王朝也罢,事实上都在一以贯之地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也都没有成功改变弱绝对主义的面貌。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奥利瓦雷斯伯爵命令葡萄牙贵族剿灭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就是想要一石二鸟,把整个伊比利亚整合起来,只不过结局是两头受挫。波旁王朝的菲利普五世直接用军队征服了不听话的巴塞罗那,还取缔了当地的议会和加泰语的合法地位。在西班牙推进绝对主义的同时,波旁王朝也开始改革美洲的教会、军队和官僚机构,试图让中央权威真正统摄地方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波旁改革也被称为“美洲的再征服”。
  然而,这场再征服也引发了社会危机,西班牙王室要求美洲本土精英交出权力,却拒绝分享权威。1808年,当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西班牙时,美洲的精英们就决心与本土分道扬镳了。回想1596年时,英法荷的联合封锁导致美洲和西班牙隔绝联系近两年,却没有任何事端;1701年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本土出现两个君主,而殖民地依然太平如初。美洲殖民地之所以经不住拿破仑战争的冲击,就是因为对弱绝对主义的体制改造让它处于紧张和脆弱的状态。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8731-fwxttapnvn 何塞.加尔维斯,波旁王朝任命的美洲总巡查长,负责总揽美洲殖民地改革。他在美洲创建了新的行政体系、军队组织以及商品摊派制,把本地精英的权力收归到王室政府手中,也为母国创造了大量财富。一般认为加尔维斯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也是推动美洲独立的重要原因。


(三)弱绝对主义的后果:草莽与朝堂

  以上内容没有任何责怪拉丁美洲国家的意思,并不是说“本来再坚持一下,拉美就可以过渡到有效的集权体制了”。相反,应该受指责的是西班牙,它是弱绝对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它对弱绝对主义的改造也是失败的,不仅在18世纪的美洲如此,在19-20世纪的本土同样如此。没有理由认为拉美继续做殖民地就可以摆脱弱绝对主义,因为西班牙自己就无法摆脱弱绝对主义。19世纪中叶的军人政府也好,波旁复辟时期的文官政府也罢,再或者是里维拉和佛朗哥的独裁政权,都试图用集权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然而都没有成功。1976年后的西班牙通过多元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仍然长期受到央地矛盾困扰。
  回过头来看拉美,1880年之前拉丁美洲的长期政治动荡正是弱绝对主义瓦解的直接后果。驱逐王室之后,各个共和国的政治权威陷入了真空状态,拥有资源的各个社会势力,特别是军人地主,试图通过武力夺取权力,塑造权威。墨西哥独立后的许多政治家,包括工业家卢卡斯.阿莱曼都想通过君主制来重建秩序,但君主制在美洲是缺乏社会基础的,因为美洲压根就没有一个有权威的贵族阶层,只有一群垄断了土地和暴力资源的豪强。到1880年左右,拉美各国终于普遍建立起了秩序。然而从政治制度上看,这是一场弱绝对主义的复辟:宪法里的政府处处无所不能,现实里的政府时时有所不逮。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弱绝对主义可能是最难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体制。
  对于传统的“专制”国家,或曰强绝对主义国家而言,虽然行动迟缓笨重,但是可以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现代化的保障。例如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中国。
  对于传统的“封建”国家,或曰缺乏绝对主义的国家而言,虽然一时缺乏能力,但是有丰富的多元传统用于创建新的政治结构。例如德意志邦联、北美十三州和德川日本。
  然而对于权威和权力分离的弱绝对主义国家而言,它必须同时面对以上两者的弱点,又没有以上两者的优势。
  在20-21世纪,弱绝对主义国家的特征就是政府与半地下力量的“共治”。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唯一合法提供者,却又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保证公共产品的供应。此时,一些通过庇护网络形成的半地下力量(“黑社会”)就会出现填补空白。
  最戏剧化的例子是南意大利。
  南意大利和拉美一样,长期处于“专制”和“封建”的论争漩涡当中,然而真正的症结在于弱绝对主义传统。在15-19世纪,南意大利要么是受到西班牙的统治,要么是被一个西班牙式的朝廷统治。当南北意大利在1861年终于统一的时候,两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传统已经判若两国。北方工业家满足于同南方庄园主的合作,也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形形色色的黑手党长了出来。
  1920年代,法西斯政府下令消灭所有黑手党。墨索里尼如同一个在厨房里挥舞着大号拖鞋的主妇,一时间让西西里的蟑螂横尸遍野,无影无踪。然而二战结束之后,黑手党很快若无其事一般卷土重来。
  在墨西哥、哥伦比亚或者巴西,即使是最强大的黑帮也不敢正面挑战国家的权威。只要政府下定决心,随便哪个黑帮就一定会被毁灭。但是不管政府下多大的决心,也无法消灭本国所有黑帮。
  这就是现代拉美许多问题的根源。
  从19世纪以来,拉美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制度建设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双向的,其一是自下而上的权力集中,提升国家能力;其二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放松,实现地方组织的制度化。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两个方向不可偏废,也都不容易推进。
  历史包袱不仅有轻重之分,还有单肩挑和双肩挑之分。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奇葩国家,把人家的包袱接过来试试,你跺你也麻。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8404-fwxttapnvn “比利维坦更糟糕的是什么?”“一个虚弱的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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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38:5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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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声明,截至目前,一切清宫剧里的礼节规矩几乎没有一样是对的。
胡乱举几个栗子,纠正大家的错误常识:
常识一:新皇帝登基要大鼓大吹,要奏丹陛大乐、中和韶乐之类的庄严音乐。
纠正:从来清代这些乐器都是“设而不作”的,拿出来好看而已,在真实位面里的皇帝登基,从来是一片寂静,唯闻零星的马蹄声和清脆的响鞭。
常识二:但凡是个官都称大人。
纠正:一般清代习惯,官至二品才叫大人。一个县令知府,是没有资格叫大人的,顶多称一声老爷。
常识三:但凡某家人门前总挂着牌匾,写着某府某宅之类。
纠正:在清代,只有寺庙道观会挂门匾,《红楼梦》的“敕造荣国府”也是杜撰的,“敕造”两字只有寺庙才用,正常人家绝不会挂着某府的牌匾,顶多是中了进士出了状元,可以挂上牌匾写着“状元第”之类,也是起着炫耀摆谱的目的,而不会标明主人姓氏。
常识四:但凡有人物出场,都要喊“某某某驾到!”或“某某到!”
纠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任何人的到访,尤其官员之间往来,必然事先通知,或递送帖子,或派人告诉,绝没有突然说一声就上场的道理,更其不可能喊出来。要喊只有一种情况,即六部堂官因满汉分置,且从来不会到齐,因此六部堂官中某一人到了,就有人喊某部某大人到!喊的目的是让部员知道长官来了,可以汇报工作了。
常识五:所有大臣觐见皇帝,说的第一句都是“臣某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还必须说:“平身”大臣才能爬起来。然后巴拉巴拉推进剧情。
纠正:以上台词完全出自戏曲,跟历史搭不上边。那么真实的皇帝召见臣子是如何的呢?首先,清代皇帝从不在老歪脖子树殿上朝,怎么也是“御门听政”而且随着皇帝的懒性越来越大(和明朝一样),御门听政连形式都不走了。在清代正常的皇帝召见臣子按如下程序:
先由外奏事处登记,再由内奏事处安排再某日第几起。皇帝吃早饭时(天色未明),桌上摆好绿头签,饭后分起召见。有合在一起(如和军机大臣一起)的,有单独的。譬如再养心殿东暖阁(皇帝召见臣子只会再偏殿或是暖阁),皇帝坐在前窗的木炕上,太监们都退出(召对期间,任何旁人都不准在场),内奏事处太监带领应召官员来到暖阁门前,掀起帘子让官员进去,太监退到殿外。这位官员进门,站着说:“臣某人恭请皇上圣安。”然后跪安、起立,走几步到皇帝面前,跪在一个红边白心的毡垫上奏对。奏对完毕,皇帝说:“你下去吧。”于是官员起来跪安,面对皇帝倒退几步,转身出门。如果在奏对时说错了话,就摘下帽子,以头碰地一下,表示承认错误。
常识六:皇帝召见几位大臣,大臣之间常常明争暗斗,甚至说起了相声。
纠正:在整个奏对期间,只能皇帝问,大臣答,问一句,答一句,大臣之间是不许相互说话的,而且说到对方时,必须说名字而不能叫某大人。
常识六:皇帝大宴的时候,一群美女出来跳舞唱歌助兴。
纠正:清初继承明代的教坊司,宫中还有女乐,后来撤销了教坊司,完全废除了女乐。宫中一切戏曲、音乐、舞蹈都没有了女人。 当然妃子就更不可能出来跳舞唱歌唱戏了。
常识七:皇上每天晚上例行公事都是吃鸡肉卷的。
纠正:实际的制度是每晚皇帝进膳时,譬如在养心殿,则各宫妃嫔们都进养心殿院的如意门到燕喜堂。写着妃嫔名号的绿头签由养心殿内殿首领太监摆在皇帝的膳桌(两层矮桌子搭起来的临时餐桌)上,皇帝翻某妃的绿头签(俗称翻牌子),首领太监就到燕喜堂叫某妃,再向其他妃嫔传散,于是其他妃嫔各自回宫,等于下班了。被叫的某妃,在这个晚上和皇帝共同生活。只有皇后一人不参加妃嫔们到燕喜堂听叫的行列。皇后除自己居住的本宫外,在养心殿范围内还有体顺堂,也是皇后的寝室。皇帝如果要和皇后共同生活,就主动到体顺堂去,不能叫她。
常识八:皇帝圣旨一定由太监传达,尖着声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纠正:有清一代,从来没有出现过太监传旨的例子。在没有电报设施的时候,传旨给外省督抚,是由军机处交给兵部管理的驿递,属于寄信的方式,也有时交该督抚所派来的折差带回。有了电报设施以后,则改为电谕;如果十分有必要派人传旨的话,也必然派一个官员前往传旨。只有皇帝赏赐一般物品给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可以派太监前往。但如有重要的传旨,虽在京城内,也还是派官员前往。
以上纠正部分,完全来自朱家溍先生的《故宫退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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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39:4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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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二世从来没有把君士坦丁堡改名叫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是希腊语
拜占庭官方叫君士坦丁堡 新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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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39:5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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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景山位于禁宫之内,寻常人等根本进不去,更别说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崇祯皇帝到底是吊死在哪棵树上的,由于缺少目击证人和记载,历史上并没有定论。现在所谓的崇祯上吊自尽用的“罪槐”是后人附会的景点,找了一棵粗壮一些的歪脖树就挂牌授名了。由于“罪槐”一代目和二代目都枯死了,现在导游们煞有介事跟游客介绍的那棵树是解放后移栽的。其实崇祯皇帝是不是在树上吊死的,上吊用的树是不是“歪脖树”的形态也是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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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40:2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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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车裂就是五马分尸
其实,车裂既与马无关,也与车无关。
民间关于车裂的种种揣测和误解,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谣言产生过程。
下文会结合史料,详细分析关于车裂的谣言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历史上车裂和五马分尸这两种酷刑的真实行刑过程。
--------
车裂是最神秘最残忍的中国古代酷刑之一。
有关「车裂」的解释,多数是这样的:「一种古代的酷刑。将人的肢体系于数辆车上,分拉撕裂至死。」「用五辆车把人体撕裂致死。」单看释义,就已令人毛骨悚然,更何况在闹市之中观看呢?
在漫长的历史中,巨阳公嫪毐,孔子之师苌弘,改革家吴起、商鞅,谋略家苏秦,秦朝李斯父子,隋朝杨玄感之弟及其党羽,都是被车裂的。然而很少有人细细探究车裂的奥秘,故而车裂之刑始终让人们相当困惑。
有人发现了史书之中的记载问题。以吴起为例,《淮南子》称「吴起刻削而车裂」,此时,吴起是被车裂的。而《韩非子》则说「(吴起)卒枝解于楚」,此时又变成了肢解。《史记》《难言》《问田》也均言「车裂」,而《吕氏春秋》《韩诗外传》都说「肢解」。
肢解和多数人所理解的车裂是大有不同的。肢解是一种针对尸身的侮辱刑,历来都是将人枭首(斩首)后,砍断手、脚,有的还要斫断腰、胸(明代太监刘瑾就是这个下场),分尸八块,曝尸街头。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8119-杨7838
图:清末刑场照片。犯人已被曝尸,被砍了头颅,上肢并没有连根砍,手一截,腿两截,没有截胸、腰。
对商鞅的记载也是如此,《史记》和《战国策》都明确地说他死于车裂,而《淮南子》却云其施行苛政而遭肢解。更为重要的证据出现在杨玄感一家身上,《北史》记载隋炀帝「车裂玄感弟朝请大夫积善及党与十余人」,《隋书》则说杨玄感的弟弟杨积善及其党羽「并具枭磔」。「磔」乃是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其实就是前图所示之肢解。
其实,以上名人的死法,并非各种史书的记载出了偏差,实在是枭首之后磔尸数块,与车裂根本就是同一个意思。
不过,自汉景帝废酷刑后,人们就逐渐忘了某些酷刑的手法和名称之间的关联。就连注释先秦书籍的古代学者们,对「车裂」也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有人理解为以五辆马车拉扯肢体导致分裂,这是到现在还有的解释。有的说是把人体肢解以后,用五辆车拉往不同的地方,使罪人身首异处。有的则依据《史记·龟策列传》中记叙商纣「头悬车轸,四马曳行」,说车裂乃是把人的头悬在车轸上,四肢让马拉扯。可惜这是不对的,原文的意思是,纣王死后,耷拉着脑袋倚靠在车轸上,由显贵者专用车驷马拉着去城门之外斩首悬旗,并不是说他死后遭遇了五辆马车的分尸。
简明扼要地说,车裂既与马无关,也与车无关。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误会,乃是由于字体变化中的一点小小的讹误。先秦时期印刷限于印章,更没有现代人使用的打印机,人们抄录文档的时候,难免产生鲁鱼亥豕之误。譬如子夏路过卫国时,有读史的人朗诵道:「晋师三豕过河。」奇怪啊,晋国的军队怎么还带着三只猪一起过河呢?是要犒劳大家吗?子夏说:「不是这样的,是己亥。三和己相近,亥和豕相近。」己亥是个日期,全句的意思是晋国军队于某日过河。读史者等到了晋国一问,果然如此。
「车裂」中的「车(車)」大略也经受了如此的误会。「車」原应是「叀」,王国维等学者考证其为截、断、杀、戮的意思,衍生字为「專」「剸」,意思不变。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的「车(車)裂」,实则为「專裂」。如此,车裂的真正意思就很明确了:截断、切割人的尸体,使其分裂。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6383-杨7838
图:春秋早期的「車」与「專」,抄写时难免混淆。我们常用的「斩」字,偏旁也是「專」,跟「车」没有关系。成语「运斤成风」,「斤」乃是十分锐利的斧头,而斧钺正是先秦时斩首的主要刑具。「斤」加个「專」,就是「以斧头砍杀」的意思。
看到这里,是不是对车裂的兴趣大减了呢?
其实大可不必。车裂虽然只是针对已枭首的犯人的肢解,可并不意味着历史上就没有被误认为是车裂刑的五马分尸刑。相反的,五马分尸是古今中外长久以来都存在的一种酷刑,人们早就尝试过用牲口拉拽人体了。
辽初的法制不健全,对犯人的处理随意且不耐烦。然而辽太祖诸弟谋逆,使辽太祖不得不加强刑法上的威慑和惩戒。于是,他在契丹人的习俗之上,对谋逆之罪做出了一些明文规定:「亲王从逆,不罄诸甸人,或投高崖杀之;淫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亲王叛逆,本应由管理公族的甸人妥善地拉到城门外缢死,之所以在城外行刑,是为了避免贵族之死被爱好热闹的市民围观,可到这时却往往直接拉到悬崖边扔下去。而淫乱不轨者,则要「五车轘杀之」。因为再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有五车轘这么一种死法,该条目下也没有对五车轘的解释,也就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不是「五马分尸」。
不过,从那时开始,「车裂」二字就极有可能已经被民间甚至官方误解为五马分尸了。
明代万历年间的《大明律集解附例》解释「支解人」,「谓将活人支解,如五马分尸之类」。可见至少在明代,就已有贼人、土匪,喜欢将活人用马匹分裂。
清时,太平天国已经把五马分尸列为最常用的处死手段了,到后来颇有些胡闹。《李秀成供状》中有云,天王改政,要求凡是告示以及印文内,必须称天父、天兄、天王,印玺文字凡涉及「太平天国」的,都要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不遵守者五马分尸。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3383-杨7838
图:《李秀成供状》局部
蔡东藩《清史演义》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谓包先生已经遁去,只包先生有一妹子,也知兵法,被长毛擒住,五马分尸,这也不知是真是假,小子不敢妄断。」虽有演绎成分,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太平天国五马分尸之刑的普遍。
可是,五马分尸究竟怎么操作呢?是否真的是用五辆马车拉扯人体呢?
曾国藩的属下张德坚,曾主编了一部《贼情汇纂》。此书是他同湖广总督吴文镕进军黄州时,易装进入太平军后目睹、采访所得。其中就有太平军五马分尸之刑的介绍,其操作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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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40:4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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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最后一位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襃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 · 周本纪》
但是这个故事大概率是编造出来的,西周也并不是因此而亡:
    西周都城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距离最近的诸侯国是今天山西一带的晋国,都城位于今天山西的侯马市,距西安300多公里。依当时的路况,晋国率兵到西安粗略计算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远一点的齐国,都城位于今天的山东淄博,距西安1000多公里,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抵达西安。所以诸侯国并不能几乎同时的抵达褒姒面前。烽火传讯的通信方式是在战国末期才开始流行的,并不是在西周时期。在史记之前的史书以及战国《清华简》上,也都没有烽火戏诸侯的相关记载。
2012年初,北京清华大学整理获赠的战国竹简(“清华简”)时,发现竹简上的记述与“烽火戏诸侯”相左。清华简记载,周幽王主动进攻原来的申后外家申国,申侯联络戎族打败周王,西周才因而灭亡。且竹简上并没有“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称,史学界就此可以断定烽火戏诸侯并非西周灭亡的原因,甚至可以断定这个故事根本就是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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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41:1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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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礼萨汗通知外国使节将国名由波斯更改为伊朗
实际上,从萨法维王朝开始,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已经是伊朗了。1935年,礼萨汗通知外国使节,在外交事务中,应使用"伊朗(Iran)"这个国名,而不是"波斯(Persia)"。因为波斯在伊朗人的眼中仅指南部的法尔斯省,用来指代国家则是古希腊人的手笔,欧洲国家延续了这个称呼。礼萨汗要求改的,是欧洲各国对伊朗的俗称,不是自己的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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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41: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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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于篆书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2711-2ia53q5m63 我们先来判断一下,下列哪些是小篆。
A. 碧落碑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3838-2ia53q5m63 B.说文解字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1832-2ia53q5m63 C.谦卦碑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4463-2ia53q5m63 D.袁安碑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6757-2ia53q5m63

<hr/>可能很多人认为上述的材料都是小篆。实际上,上述的材料都不能如实反映秦代小篆的面貌。如果我们把小篆看为严格的秦文字的话,恐怕只有一些秦代的铭刻能说明秦代小篆原来的样子。
在常规的理解中,我们往往是以时代论字体。这样的好处是简单明了,我们接下来就分时代来简单说说各个时代的字体。
一、战国文字

尽管现在的战国文字与简帛研究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但长期以来一般读者对于战国文字了解很少。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2765-2ia53q5m63 上博一.孔子诗论1
孔子曰: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
上博简反映的是楚国的文字。实际上,除了近些年大规模出土的楚简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系统的文字。传统对于这些系统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石刻(诅楚文、石鼓文)、陶文以及青铜器的。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1737-2ia53q5m63 石鼓文
我们目前出土的简帛主要是楚简和秦简。秦简则出现了早期的隶书,这说明隶书出现未必晚于小篆。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睡虎地秦简。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633-2ia53q5m63 秦国的小篆也未必是李斯所创。战国晚期的杜虎符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比较规范的小篆了。
而这些战国文字经过时光的打磨,则被保留在传抄古文之中。
二、传抄古文

我们首先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字体风格。林沄先生指出,甲骨分组的唯一标准是字体,包括字形、用字习惯、字体风格三个概念。而我们所说的传抄古文,则是字体这个概念。
传抄古文简单来说就是在抄写中保留下来的战国文字。其最典型代表就是科斗书,即今天的「蝌蚪」。这种「蝌蚪」则是一种字体风格。
孔颖达《尚书正义》:
“科斗书,古文也,所谓苍颉本体,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识,是古人所为,故名古文。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686-2ia53q5m63 国图藏 古文四声韵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古文四声韵》的篆文和小篆的不同。这是因为在我们认知中小篆的字体风格和科斗书不同。
《古文四声韵》中还有一些楷书,也是传抄古文的一种字体风格。这些字形由于经过了楷书写定,于是被我们称为隶定古文。
而这些传抄古文绝大多数都是楚文字、齐鲁文字的遗留。这主要是因为壁中书的出土。
这些传抄古文被保留的原因非常复杂。
《说文·叙》:“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这未免有些限制了这些材料的发挥空间。与其认为“摹印章,书幡信”这两者独属于某种特定的场合,倒不如把他们看作是所有传抄古文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
《汉书·艺文志》:“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我们更信从《艺文志》的观点。
直到如今,我们依旧可以见到早期的传抄古文入印的情况。较早的如唐代“敦厚”印。 宋代以传抄古文入印也不少。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8677-2ia53q5m63 敦厚 为善最乐
「为善最乐」和「九世方德著名」则是宋印。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4030-2ia53q5m63 九世方德著名
这方藏书印的「斋」从走之旁,也是传抄古文写法。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3649-2ia53q5m63 在此之外学术也是影响传抄古文研究的重要原因。三字石经用传抄古文书写。韩愈的《科斗书后记》也反映了对于这类材料的重视:
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蓄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土,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之,愈曰:“古书得其据依,盖可讲。”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来,愈亟不获让,嗣为铭文,荐道功德。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馀。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愈,盖得其十四五,而归其书归氏。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114-2ia53q5m63 三字石经


当然,传抄古文并未在生活中消失,比如《西厢记》中从三个的字。(此段论述有误,感谢 @布之道佬指正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8809-2ia53q5m63 如果是对古文字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开始的时候就猜想是「齐」字了。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9398-2ia53q5m63 传抄古文中的齐确实和三个「个」字很像。
检康熙字典,我们便可以知道此字是「齐」证据确凿。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2042-2ia53q5m63

附:关于字体风格
    在探讨传抄古文时,过去很多学者也曾在不经意间落入了字体风格的陷阱。比较惨的即是商承祚先生。
商承祚先生在《说文中之古文考》中认为「弌」从「弋」是增密文字空间的原因。他举此二碑中一、二下垂这个现象,这很难说是非常可靠的。其主要问题就是字体风格的不明确。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5358-2ia53q5m63 如果仔细端详袁安袁敞碑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很多字都有末笔下垂的姿态(如月字,正字)。这更像是一种书手或者当时书写篆书的特殊习惯。「弌」字 @布之道 认为是「弋」的无意义的繁化,长于商说。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6012-2ia53q5m63 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开篇的材料都是小篆,也是因为字体风格的原因。
三、为什么上述的材料不是真正的小篆?

我们的时代去古已远,讨论古人的概念还应以古人为准。
有的材料在古人的认定中即是「大篆」,而非小篆。
《碧落碑》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大篆”。如赵明诚《金石录》[1]:
“右唐碧落碑大篆……唐人以大篆当时罕见,故妄有称说耳……”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4279-2ia53q5m63 碧落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郑珍在《汗简笺正》中说道:“书人止炫其技,不顾其不祥矣。”这是针对碧落碑中从矢从昜(用为“唐”)的字形发出的议论。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3207-2ia53q5m63 这个字形恰好就在我们开篇的节选片段中~
这个字形很明显不是我们所说的小篆。这是从用字习惯去判断材料的内容。
如果根据我们对于小篆的朴素的愿望——即小篆完完整整反应秦文字,有的材料不能算是小篆。
上述的《说文解字》《袁安碑》都是这个原因。
说文从甲的字往往都有错误。戎和早字都有这个问题。说文在流传中也经历了改字,辗转传抄等问题,这也导致其无法反应秦代字形。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7183-2ia53q5m63 左图为秦峄山碑,宋人摹本。右图为说文。
至于袁安碑则是揉合了汉人的书写习惯。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9932-2ia53q5m63 「五年▲月」,▲或释「匹」,非。▲其实是「正」字。我们根据汉人的隶书就可以发现,所谓的「匹」其实是「正」字的异写。前文我们提到袁安碑的一个风格就是末笔好下垂,这也导致后世难以识别了。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9361-2ia53q5m63 这充分的说明,在传抄的过程中很多字形都会产生变化,因此不能把一些传世材料当成忠实反应原本时代的材料。
最后,根据用字习惯来看,有的材料不是小篆。
李阳冰《谦卦碑》为了避重,大量采取了传抄古文的“谦”字写法。有的朋友认为《谦卦碑》是篆书,这是忽略了用字习惯的问题。关于唐代的传抄古文刻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施安昌编《唐代石刻篆文》,其中提供了很多唐代的石刻材料(不过其中并没有《谦卦碑》)。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4834-2ia53q5m63 在我们的节选中,谦字避重最明显。左第一行第一字、最后一字;左第四行第一、八字;右第二行第五字;右第一行第二、三字都是「谦」字。
    因此我们不能简简单单从字体风格去判断是否是小篆。
四、关于大篆

大篆这个问题前知乎大V @趙瑾昀 佬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裘锡圭先生曾在《文字学概要》中如此概括这种乱象:「有人用大篆概括早于小篆的所有古文字(古文也有这样用的),有人称西周晚期金文和石鼓文等为大篆(这也是比较旧的办法,由于石鼓有些字的写法跟籀文相合,过去很多人把它看作周宣王时的刻石),有人根据王国维的说法把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称为大篆,唐兰先生则按照他自己的观点把『春秋时期到战国初期的文字』称为大篆。」为此裘先生建议「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干脆不要用这个名称。
「大篆」是汉代人对先秦汉字了解不够深入的情况下设立的一个笼统宽泛的概念,代表了他们对先秦文字的模糊认知,对此我们能够理解。而在先秦出土文字材料频出、古文字学高速发展的今天,古文字学家对古文字的分类、分期也越来越精细化(如甲骨文的分组分类、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精确术语来描述古文字特征(比如甲骨文中的王卜辞和非王卜辞、楚简中「带有齐系文字风格的抄本」等)。在这个时候停用「大篆」这个过时的不精确的泛称,是有利于消除无谓的误解,促进古文字学健康发展的。正如我相信凡是对汉字发展史有基本常识的朋友,都不会采用二分法将他们不认识的字统称为「繁体字」一样。
趙瑾昀:钟鼎文和籀文的关系如何?实际上,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大多数人眼中大篆指的是小篆之前的文字。这一内涵在现在的书法中也通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对于唐代人而言,「科斗书」之类的传抄古文似乎并没有被放在「大篆」的概念中,这很可能是因为「科斗」这样的字体风格非常鲜明 因此往往单独提出了。
清代也大概没有将「蝌蚪」放在「大篆」的概念中,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古文四声韵》之类的书真实性的怀疑。
尽管清代亦有不少学者以《汗简》、《古文四声韵》等书补正《说文》,不少学者还是反对将《汗简》这类的书看作可靠的资料来源。
李零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有两点:
“一是两书所採用的那些古文材料后人大多见不到,无从核对其可靠性;二是其所收字体与宋以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所谓‘ 真古文’)也有很大区别。特别是清代以来,《古文尚书》辨伪的大案在当时造成巨大影响,加之考据学家们尊崇许学,他们不大相信《说文》外还会有多少真正的古文流传下来。”
一些学者在处理这些材料时大多都是一种非常批判的态度。前文提到的郑珍说道:“书人止炫其技,不顾其不祥矣。”这样的批判很难说是有根据的。甚至到了后来,沈兼士、唐兰等仍不承认二书的存在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即下图《六体千字文》。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2892-2ia53q5m63 偷了张友人的图23333
五、传抄古文的一些提及较少的材料

事实证明,传抄古文的活力是不一般的。
    铁刹山碑
过去我和朋友一起去辽宁本溪铁刹山玩,在八宝云光洞中发现了一块传抄古文碑。据道士讲,此碑立于伐商(当然不可能咯)。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4387-2ia53q5m63 此碑一看就是正经的传抄古文碑,道士所做释文亦不可靠。碑文主要内容是相传在此成仙的太白金星的事迹。其中文字有不合于传抄古文字书的,殊为难读。
今将道士所做释文附于下方:
唯吾李辉,隐釿山巅,弌心忘我,不计尘烟,豫州西亳,族里而来,太丁二年,结成胚胎,四月十七,是吾生辰,岁二十五,九鼎炼丹,茫茫乌象,森裸乾气,功成之日,不忘尊恩。周武王丙申西亳长庚李辉。
2.六体千字文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6123-2ia53q5m63 此帖未曾读过,经由友人得知。
3.大风歌碑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5137-2ia53q5m63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2452-2ia53q5m63 4.谦卦碑
此碑见上,讨论较少。李阳冰与传抄古文的缘分势必会让我们重新审视他在传抄古文的作用。
列举一下所见李阳冰的材料:
    韩愈《科斗书后记》: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林罕小说》序:唐李阳冰就说文复加刊正作三十卷,其时复于篆字下便以隶书照之,名曰开元字统。开元中,以隶体不定,复于隶书下录篆文作四十卷,名曰开元文字。自此隶体始定。李阳冰篡改说文。书《谦卦碑》相传李阳冰曾感叹自己书法不及《碧落碑》。古人或以为碧落碑不及李阳冰,认为此事为虚诞。
以上列举了部分本人所见的讨论较少的传抄古文相关内容。
六、说文中的科斗书与说文流传

说文中的古文与籀文的科斗书很可能是后人所做的区分。
待补。
七、一些可能被大家忽视的材料

写不完orz,先成搞这个样子。
《六一居士传》: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苏轼《石鼓歌》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惟鲔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韩愈《石鼓歌》: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南史·王僧虔传》:
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
《梁书·刘显传》:
显好学,博涉多参通,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昉因大相赏异。
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梁书·刘之遴传》:
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有一器似瓯,可容一斛,上有金错字,时人无能知者。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一种,镂铜鸱夷榼二枚,两耳有银镂,铭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种,金银错镂古樽二枚,有篆铭云"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其第四种,古制澡盘一枚,铭云"初平二年造"。


<hr/>以下是我以前写的相关的关于古文字学一些误区的小文段。
    “学富五车”到底算不算有学问?
我们以前形容人有学问,经常用到“学富五车”四个字。现在有不少人反对,说以竹简的笨重,其实他未必能有多少学问。这就大错特错了。
简帛的形制到底是什么规格的?我们不妨从目前出土的简帛来看一看。
曾侯乙墓竹简宽1cm,已经算是很宽的竹简了。今天我们能见到的荆门市博物馆收藏的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安徽大学等单位所藏的楚系简帛,基本宽度在0.4~0.8cm左右。从长度上来看,安大简《诗经》部分简长48.5cm。楚史类两种则简长34cm左右。诸子类则43~48cm左右不等。
北京大学藏西汉早期竹简最长约46cm,相当于汉两尺;其次约29.5~32.5cm,相当于汉一尺三寸到四寸;最短的约23cm,相当于汉一尺。编连起来的木牍则比竹简要稍宽,基本上在1cm左右。而不编连的连云港汉椟则长6cm,里耶秦简也是接近这样的。李零教授曾以郭店简对不同简长的作用进行了构想,不过如今看来,先秦的简长恐怕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那样的制度。[2]
《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
简长与文本内容关系的研究,恐怕还需更多的文献佐证。
北大简《老子》存简280只,分为上下二经。每一卷即使卷起来用手握住,也不过是一只手就能拿的住的,非常轻便。上文说了竹简的情况,其实木简也是如此。还有个学者曾经以泡沫代替原长1cm的木简,组成了一卷书,全然不类今天我们看到的电视剧或者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的所谓的简帛。
    “刀笔吏”是什么?
所谓“刀笔吏”,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这个词出现的很早。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种文献。
《战国策·秦策五》:“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
《汉书·张汤传》:“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
因此,不少人误认为竹简上的文字是刻上去的,即以刀为笔。更有甚者认为是先刻后上墨。这都是错误的理解。刀在书写的过程中是作为修改错字的工具出现的,即用来刮掉写错的地方。薄薄的简帛,刻上去造成的损坏想必会很多。传世文献也有相关的说法,如《墨子·明鬼下》:“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这里很明显说的是“书”,而非如同“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之类的词语。
除了进行刮改,在简牍的制作中刀还可以被用来进行对竹简的修整。有的简的上下会被修整成一个梯形。郭店简《老子甲》就是如此。
在此之外,也顺便说一下竹简的编连问题。在电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打孔的竹简,这是很不正确的。上文已经提到各种简牍的宽度,这样的宽度很难支持一个孔洞的出现。实际上简牍的成书只需要用绳子而已。在简牍上,人们经常会留出三个契口,为编连做准备。这也是需要刀来进行处理。
    古文字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时代如何?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甲金篆隶楷草行”的说法,这可以说是每个人都会的一个知识。在一般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习惯上把甲金篆三种文字称为古文字。可是有的人背了《说文》,看小篆也不觉得像天书一样陌生。还有的人在见识到隶书后,也觉得读起来“佶屈聱牙”,难以辨识。而在古文字学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
在上世纪初期,唐兰先生出版了第一本以古文字为题的《古文字学导论》,在这本书中他明确提出小篆以前(包括小篆)的文字都可以称为古文字。随着新材料的出现,简单的以小篆作为古文字研究的领域的划分已经不是非常理想的的选择。到了后来,李学勤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初阶》中,采用了以汉武帝以前的文字为古文字材料的标准。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汉武帝以前的字形依旧保留了先秦文字的特点。这样把古文字研究的领域放宽也是符合文字演化的规律的。
“甲金篆隶楷草行”还隐藏着一个误区,即关于甲骨文与金文的先后顺序的问题。而在这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甲骨文与金文。
商代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系统,也并非是汉字的起源。甲骨文不是商代的正体字,而是一种将毛笔所写的文字进行了一种曲折化的修改,而金文更接近毛笔正体。古文字学家也通过了显微照片等手段看到了一些甲骨文上的墨迹。金文则是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称吉金文字。也就是说,不论什么类型的文字,只要是在青铜器上的,我们都可以称为金文。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除了殷墟小屯的甲骨、花园庄东地的甲骨,还有周原的甲骨、周公庙的甲骨。甲骨时代的跨度是很大的,因此对于甲骨要有相应的分组断代研究。而从我们的描述来看,金文跨度更大。因为金文包含了殷商的金文,还包括西周的、春秋的乃至战国的。如果不指明青铜器的时代,我们也是无从比较甲骨文与金文的前后问题的。在殷商后期,甲骨文与金文甚至是共存的。
而有铭青铜器的时代比较晚,殷商一期到底有没有有铭青铜器还是个待解决的问题。到了殷商四期,才有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数目也非常少。如果我们以帝辛(纣王)时期的卜骨与早期的有铭青铜器比较,则这里的“金文”要早于所谓的“甲骨文”。
在此之外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若我们单以字形为标准,就会发现:在大体上,某些西周金文字形甚至要早于甲骨文。甲文有化圆为方、改添实为勾勒、改粗笔为细笔、剧烈简化字形等现象。这也是我们说甲骨文不是殷商“正体”的原因。因此,单以字形判断年代,无疑存在不客观、不准确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简单的罗列字形发展顺序是非常容易产生误区的。甲骨和金文之所以能成为两个时代文字的代表,也是因为占了竹简不能长期保存的便宜(也有可能尚未发现)。
所以我们有必要明确,上述顺口溜的甲骨文和金文,专指商的甲骨和周的金文。因此才有这个说法。若是脱离断代去比较,则贻笑大方。
<hr/>附:铁刹山碑部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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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0 07:42: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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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并非无守卫

——有20多位太监“遇难不恐,奋力直前”!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当时,僧格林沁、瑞麟残部在城北一带稍事抵抗,即行逃散。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军队战败的消息已传到圆明园。
到了傍晚,侵略军闯入圆明园大宫门。此时,在出入贤良门内,以任亮为首的二十余名“竞技”太监,他们早已得知消息却未作任何逃避,而是作为清朝在此的最后力量,与外敌死拼到底。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全部以身殉国,除了任亮以外的其他人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
至晚7时,法侵略军攻占了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
技勇太监源于康熙与太监们擒服鳌拜,自此到了雍正时期,就选一批精干年轻太监,习学武术,再由技勇挑选御前小太监,名叫御前上差,到皇上身边保护安全问题。
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3126-dymokdfxfr 技勇太监任亮碑文拓片
碑文所云: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明亭公在出入贤良门内遇敌人接仗殉难身故技勇三学公中之人念其平生正直当差谨慎又遇此大节实堪景慕因建立碑文记其名氏以期永垂不朽云 勇哉明亭念食厚禄奋力直前殉难身故遇难不恐必要作忠寡弗敌众 忠勇可风 咸丰辛酉四月河间王云祥撰并书技勇三学”
此碑记录了圆明园在外国侵略者到来之际唯一的一次抵抗,虽然这次的抵抗很微弱,但这次抵抗却象征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历史终究纷纷扰扰,我们也知道在国家危难之际,有一批人跳出来,虽千万人吾往矣!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皇家园林,伫立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遗址是每个中国人都难以释怀的国耻。那圆明园究竟有多么令人震撼呢?我在西瓜视频博主“TrackerS科技”里看到它分享一期关于圆明园复原的视频,清华大学团队经过15年考证、建模,1:1复原圆明园,将真实面貌呈现在国人眼前!让世人一览皇家园林极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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